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，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，请求日军在南京暂时维持当地治安！
1945年9月9日清晨，南京郊外的空气透着初秋的凉意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正在中山陵前检查受降礼台。就在人们忙着摆放白桌红毯的时候，很少有人记得，距离这一天不过二十多天，这座城市竟出现过近半个月的无主状态，街头的治安不是由中国军警，而是由刚刚宣布投降的日本宪兵维持。
把时间拨回到8月15日中午。东京天皇广播刚刚结束，重庆陪都的电话机却响个不停。蒋介石收到前线报告：日军在南京城内仍装备精良，伪政权则已自行解散，城内机关、银行、仓库没人敢接手。国民政府主力此刻还在湘西、两广集结，要想开赴长江下游，至少得十天半月。蒋的字斟句酌写进一份电报——“南京必须稳住”，随后附上六条“停止行动、保持阵地、维持治安”等具体指令，收信人正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。
这份电报被后世议论至今。有人讥讽国民党“请鬼守门”，也有人指出，这不过是战后过渡的权宜之策：盟军划定中国战区受降人选是何应钦，而受降地点却遍布各省，兵力有限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先用电报框定局面，待各地前进指挥所完成接管。
南京之所以变得棘手，与八年前的仓促撤退难脱干系。1937年12月11日晚，唐生智在总统府里开会，桌上摆着蒋介石“相机撤退”的加急电文，20多位将领面面相觑。油墨尚未干透的撤离路线图甫一发下，部队便一股脑冲向下关渡口，行伍失序，挹江门外响起杂乱枪声。三天之后，卫戍司令部撤销，南京陷落，城市治理便落入日伪之手，直到1945年仍未收回。
在华中平原的另一侧，新四军却以另一种节奏扩张。自1941年重新编成后，华中根据地星罗棋布，到1945年兵力已达二十余万。8月15日黄昏，军部派出章克携英文委任状赶往日军司令部，希望直接受降。负责接待的今井武夫摇了摇头，理由很简单：冈村只承认重庆方面。回程途中，章克感叹，“此城归谁？”一句无奈飘散在扬子江边。
就在南京街头出现空档的同时，戴笠的军统人员悄然活动。原本在伪政权中任“行政督察专员”的周镐，奉密令率人占据了中央储备银行，树起“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”的新牌子。一时间，拥枪杂牌、溃兵、地头蛇涌向他求个差事，局面愈加复杂。8月27日，白崇禧部下冷欣抵达南京，宣布国民政府前进指挥所成立，周镐的木牌被摘下，日军宪兵则在国民党军队接防前继续巡逻了数日，自此所谓“真空期”划上句点。
有人质疑：为何不让新四军进城？其实中共中央在16日就电告各解放区部队，暂避大城市锋芒，以保存实力。于是，在政治运筹与军事防范之间，一场无形的博弈悄悄展开。表面上是日军在街口巡逻，背后则是国共双方对南京未来归属的默契试探。
这一系列插曲让人看到军事部署与行政接收之间常常脱节。当电报成为唯一的缝合线，再精密的战略也要接受现实的考验。好在，9月1日，冈村宁次依令在下关小校场签署受降备忘，日军陆续解除武装。三天后，国民政府在原伪政权旧址升起了青天白日旗，近十万人涌上中山北路，欢呼之声盖过了炮楼上最后几声断断续续的枪响。
从撤退到收复，南京经历了近八年的失而复得；从投降到正式接管，又多出十二天的尴尬空窗。胜利的号角固然嘹亮，可若缺乏充足的机动兵力与完善的行政预案，再大的胜果也可能在细节处被稀释。历史不言，却在那段混杂着战败者刺刀与受胜者旌旗的短暂黄昏，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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